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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对于越剧和越剧演员来说，可以说再熟悉不过。既是胎气同源，也是剧种经典，自然浸润于日常。在最基础、最本色中塑造越剧审美，往往也意味着它的高度和难度。章益清以一出新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摘得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，接着又摘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。在重返越剧成长蜕变期的守正创新中，她根据自己的声线、音色特点和个性优势，生动塑造了当代审美语境下的新的祝英台形象。

对越剧舞台上的梁祝故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其最初演绎是比较鄙俗的，有的唱词简直不堪入耳，跟现在人们熟悉的充满诗情画意和精神写意的“化蝶”意境距离甚远——可形而下的鄙俗如何能产生如此精神性的升华，本身就很值得推敲。经过几代越剧艺术家的改良改造，这部作品的精神性内涵得以延展生长，情节、情感、情境变得逐渐合理、完善、细腻和深化，这才有了如今被广为传唱、影响遍及海内外的经典。章益清在剧中主演祝英台一角的新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首演于2006年，当时是茅威涛主演的梁山伯，其“新”也是围绕着精神性而展开的，包括用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作为主题去引领贯穿、丰富现代舞台的技术呈现和细腻身段的层次安排、以扇喻蝶承现实而启精神、用《诗经》辞句增加人文意绪和质感，等等。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演出，这些处理基本已痕迹磨尽、更趋圆融，成为渗透到演员身体本能当中的反应。这是章益清演绎此剧而成功的重要基础。

在这部戏中，戏剧性的展开及其张力主要在于祝英台的女扮男装，由此而形成人物关系的性格张力以及明白与糊涂构成的趣味、情感和悲剧性的揭示。章益清的表演赋予了“这一个”祝英台丰富细腻的层次，很大程度上是此经典叙事的脉络所提供的，但又别开新枝、别有生长。这个故事难演的是什么？是什么样的祝英台竟至于到最后可以殉情化蝶而去，而在民间性与文人化之间，最难把握的就是此在之实与彼在之虚如何衔接贯通、归澜结穴于人。也就是说，民间性所承载的真的保留与精神性所生长的诗的向度，本身带有背反的成分，它们矛盾统一于人物是需要演员去找到并催发成长的，如落籽而生根发芽、铺展而漫野芳菲。这是一个渐近自然的过程，而章益清显然找到了这一个祝英台的“人生四季”。

开始有一段戏，是祝英台扮卜卦先生捉弄父亲。它区别于把祝员外刻画为封建家长制代表的阶级观念，制造了一对正常的父女关系和孝顺的语境，也伏笔了人物乔装读书的后事，而对人生充满期待的祝英台就像一颗质本天然的种子，将随着离家而走进她的春天。在这里，章益清捕捉到的是不失闺阁之度的活泼与娇憨。扑蝶相识，草桥结拜，于春光明媚之际，接神韵于浪漫，无关现实，似乎只留下以扇喻蝶的虚拟表演和虽简陋却神圣的仪式感，如质生造化、雨渐春动，我们又看到了祝英台初出远门的喜出望外和蓦然乍见的神凝心喜，而尺度仍在君子分寸、动止知守。同窗共读，情渐近切，“一碗水”隔榻之约，让祝英台渐渐认识到了梁山伯的人品、感受到了他的呵护，那一段唱亦由敬生情，“愿与他，高山流水结知音”，随后的请师母做媒和长亭相送，便如落花时节送春归，显得绵邈悠长。章益清用她在中音声线上独特的优美，自然地连缀和发展着人物的情感，并在“十八相送”一场推进到了上半场的高潮。这段经典对唱和“楼台会”中的“十相思”均用的尺调腔，当然“十八相送”节奏快一点，“十相思”用的是慢板，喜悲不同，不必解释。而恰恰是在尺调腔上，是最能发挥和体现章益清的声腔优势的，更加饱满圆润、醇厚唯美，也就更显凄婉深情。

春天是短暂的，夏天将会如何漫长，梁山伯和祝英台并不知晓。没有奥斯特洛夫斯基《大雷雨》和曹禺《雷雨》中的那种危机感、不安感，就像一场古典时代的“雷雨”，一切都可预见，一切都在秩序框架当中。相较于上半场的喜中藏羞，“楼台会”是从喜里蕴悲而逐渐打开的。而新版加快了节奏，用互换折扇取代传统演法里山伯讨酒的责难，以两人拥抱落光结束，给人留下了一种更青春、更现代的感受。虽然难免会损失原本尺调转弦下的曲折过程，但似乎更适合章益清的个性风格，也更凸显了“十相思”这个经典唱段的分量和光彩。章益清的音色以优美见长，刻意的拉或压，都不是她应做的。她更适合于以情烘炙，以气息控制去烘托、去镀染，从而唱出她的味道。以情带腔，于她而言不仅是自内而外的，而且是自外向内的，即——既体验人物，也在把握声线、音准和腔格上去规训和塑造自己的风格调性。她在新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从容表现，恰恰是极具代表性的注脚。

梁祝故事可以说戛然止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秋天，在最绚烂的季节。那不似在人间的合冢大概可称是冬季，是作茧于现世，而化蝶已是形而上的、诗化和神话的存在。章益清同样没有受限于自己的优势，她也努力尝试着循规蹈矩之外的生长。比如“英台哭坟”一场，情感的爆发和声腔的基准相互制衡，表情也因以表面的平静传递内心的激荡而如秋叶之静美与凄美，让人顾之垂怜，让人看到了祝英台在现实尺度里的温柔、善良和孝顺，看到了她内心中的浪漫、多情和反抗。

我们见惯了绝望的痛断肝肠、撕心裂肺，却鲜见绝望的表现以静喻动、臻至于美。或许我们会突然领悟到，祝英台能够从容举身、合冢殉情，此时方才合情合理。悲可缢吊、可撞碑，种种悲壮，那是情感情绪的直观，却不美。而梁祝故事落脚于化蝶，以唯美胜出，必定有它精神性的超然——诚如此前她质本天然的活泼与娇憨、情窦初开的心动与知守、浪漫多情的羞涩与娇嗔乃至顾念为人儿女的本分与悲情，一脉逶迤都指向了她不糅杂念、一空依傍的聪慧善良、知书达理，这超然显然属于她内心更深处的哲学，或者说是梦、是理想、是宗教式的净土，而其极致就成了美。这一点，由于故事源出于民间而评论甚少触及，但对于一部完整的、有价值的经典而言，却是不可不察的。

章益清的唱腔表演“心有静气，益彰其美”，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。哲学、科学和艺术往往殊途同归，哲学的极致是美，美的极致一定蕴含哲理性，哪怕不经意或未经阐释。

一切刚刚好，因为在，故而在。（郑荣健）